和许多调皮的男生一样，苏炳添小时候也很爱表现自己。他喜欢奔跑时风驰电掣的感觉，便参加了田径队。2007年，18岁的苏炳添进入了广东省队。刚进专业队时，他的成绩不错，练了近一年，成绩不升反降。他心中很不好受，为什么经历了长时间的训练，成绩反而退步了?他甚至一度想过放弃。教练袁国强却说：“你之前不是跟我练习，所以这段时间成绩肯定会有起伏，再过一段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慢慢体现出来。”苏炳添听了，又坚持了几个月，经历了一场比赛，才真正确定自己要走下去。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他便不会有后来的成绩。

2014年，苏炳添遇到了瓶颈，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起跑腿。以前是右脚在前面，当时换成了左脚在前面。就好像你一直用右手吃饭，突然换成左手的感觉。高强度的训练，不协调的起跑，是苏炳添一段痛苦的经历。事实证明，他的方法使得成绩有了很大提升。

有一段时间，他看着别人训练，自己也很想练，但他没法儿练，十分痛苦。他还是挺过来了。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他获得了冠军。东京奥运会，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黄种人，创造了奇迹。正是敢于担当、敢于冲锋的精神，令他成就了自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英雄的精神会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我将以苏炳添为榜样，在漫漫人生路中，任凭风吹雨打，不怕困难、不退缩。为祖国冲锋、为祖国争光，成为新时代的拼搏者，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的感动事迹材料篇2

黄文秀这个名字，越来越让人们熟悉;他的一些事迹，越来越让人们感动。2019年6月17日凌晨，时任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在返回驻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生命虽短暂，光华却璀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初心源自信仰，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黄文秀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坚守初心使命，生动地诠释了催人奋进的担当和奉献精神，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初心使命是不变的誓言。誓言意味着承诺，一次承诺，一生践行。“我是一名党员，是来自百色革命老区的壮家儿女，将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我们青年一代责无旁贷。”这是黄文秀的诤诤誓言。黄文秀把誓言刻于心、践于行，她从贫苦人民中来，又回到贫苦人民中去，矢志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认真履行报效国家、建设家乡的承诺。黄文秀用坚守誓言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放弃理想信念，始终朝着入党志愿指向的梦想和目标坚定地前进。

初心使命是应尽的责任。责任如炬，照亮前行的路。党员干部一旦走上了“岗位”，就意味责任在肩，就要将“责任心”固牢。黄文秀任百坭村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始终牢记脱贫攻坚的责任，为脱贫攻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她埋头苦干，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黄文秀以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把责任和担当体现在为群众干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上，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好务、担好责、尽好职。

初心使命是崇高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来自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贞，是党员干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做好工作、成就事业的重要思想保证。黄文秀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埋头苦干、不为名利，与群众日夜相伴，用心用情用力为基层群众做实事、办好事。她顾大家舍小家，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没有时间照顾残疾母亲和重病父亲，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黄文秀用不断强化事业心、始终保持进取心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坚持百折不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追求，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初心不改，使命如一，青春无悔。黄文秀不愧为新时代的光辉典范、青年楷模，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的感动事迹材料篇3

骨科硕士、神经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骨科主任，这是梁益建的真实身份，然而，让他感到最亲切的称谓，却是来自患者的一声“梁爸爸”。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精湛的医术拯救了上千人的生命……这是梁益建作为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显得有些低调：“我就是个给病人看病的普通小医生。

梁益建：“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医院骨科大夫们眼中，梁益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个留利落平头的五旬骨科主任，常穿一双泛黄的运动鞋，疾走于病房、医生办公室、手术室之间，并不高的个头一转身便找不见人。病房里的患者们觉得，梁益建是个和缓平静的人。调整牵引支架时，他手拿10号扳手，弓着身子不紧不慢地调整每一颗可能影响角度的螺丝钉，平均每个人的调整时间30分钟。面对媒体的采访，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形，与之相生相伴的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命。面对患者，梁益建的话大辩若讷，“我治得好”，这四个字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听来，有若天籁，意味着一线生机。

三医院1号住院楼2楼，带着脊柱牵引支架的于建红，常常立在骨科病房转角通往医生办公室的平台上，静静地呼、吸。病区的空气混杂消毒水和病房里的各种药味，并不算清新，他却视为珍宝。

几个多月前，一辆小汽车飞驰在河北沧州到成都175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于建红瘫坐在哥哥于建忠的汽车后座，大口地吸着氧气，生命的气息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正一丝丝地没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因为40年脊柱侧弯而变形的胸腔，压迫着于建红肺部的呼吸空间，“我要活命!”他放不下80多岁的父母、媳妇周大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活命”，从20__年就出现呼吸困难的于建红已经辗转在河北、北京求医2年，跑过很多家大医院。“这是命运的事，回家好好休养”，医生的这句话于建红听过很多遍。尽管呼吸对他来说越来越费劲，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执拗地在网上搜索，不甘心地试图叩开命运之门。当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梁益建可以治，他不收就没人敢收你了”时，他连发短信的力气都没有了。

去年8月6日下午，于建红的爱人周大姐试探着向梁益建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咨询，立即收到了回复。8月7日，于建红最新的血气分析数据被一一发到梁益建的手机上，“我的氧分压只有38mmhg，正常值是80mmhg。”氧分压低于60mmhg，已经意味着呼吸衰竭。紧紧捏着手机的周大姐，反复翻着手机，一条短信点亮了屏幕，这是于建红期盼了2年的回复——“可以入院，越快越好!”8月8日凌晨4点从沧州出发，一天之后，已经陷入半昏迷的于建红被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进入骨科icu。2天后，于建红情况好转，进入普通病房。“奔着活命而来”的于建红，“活命”几率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现在上下楼梯都没问题，聊天更是没有问题”。

梁益建：“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于建红和病友们互相打气时，常常会聊到一个已经出院的老病友——今年34岁、重庆壁山小伙子肖强。肖强的脊柱曾有三个严重畸形：严重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侧弯畸形、严重脊柱旋转扭曲畸形。x光片上，他的脊柱向右侧弯达到了190度，被媒体称为世界罕见。肖强也和很多病友一样，因为脊柱畸形，他的肺部、心脏等脏器已经受到严重积压，呼吸越来越困难。如果再得不到治疗，他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从20__年起，肖强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获救的希望，走遍了国内知名医院，拜访了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脊柱专家，“在北京求治时，为了节约钱，晚上我就直接睡在门诊大厅里。”然而，跑遍了国内多家大医院，肖强都被拒绝。在北京某医院，肖强曾住院15天，最后专家仍告诉他无法手术，世界上尚未有成功案例。经过努力寻找，20__年3月27日，没有放弃的肖强找到了梁益建。

20__年4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手术，20__年7月进行胸廓成形手术，20__年3月进行脊柱矫形手术，20__年9月出院……如今，肖强仍把每一次治疗节点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对自己非常重要。距离出院已经一年有余，肖强除不能弯腰外，生活与普通人无异，此前出现的腰疼、呼吸疼等问题也在逐渐减轻甚至消失。就在去年10月21日，肖强的女儿出生了，他特意拨通了梁益建的电话报喜。

在“我能治”几个字之中，有患者重获新生的喜悦，也有不为人知的风险。国际脊柱侧弯学会委员(srs member)陶惠人说，脊柱侧弯手术，医生需要承担病人瘫痪、出现呼吸问题等风险，“脊柱侧弯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在医学范畴内，手术出血超过两三千毫升的，目前就是脊柱侧弯手术及肝肾移植手术。”梁益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青藏线的悬崖边开车”，但他又将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据公开报道，20__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已经超过千例。另据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统计，20__年至20__年间，梁益建在该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已术后出院，余下90人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智善公益基金会与全国20余家公立医院具有合作关系，“三医院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有75%是北、上、广大医院告知无法手术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治疗时间长。”作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救助家庭贫困脊柱畸形青少年的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说，“梁益建的勇气来自于对医学事业的敬重与执着。”苗强眼中的梁益建是位勇士，“勇于探索医学高峰，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据悉，梁益建在治疗病例上已经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20__年2月，梁益建发表在国际脊柱顶级杂志《spine》的一个病例，以“无一问题提出”状态全文发表，打破了该杂志在审稿时会针对每篇文章提约20个问题的惯例。

在每一天不断发生的工作细节中，梁益建的“勇气”源自对己对人的“严格”。

“严格”是对时间的管理。梁益建常常晚上7点之后带着病人的片子回家研究，每天凌晨2点睡觉，而午夜12点之后是他的练拳时间。梁益建举起右掌缓缓地在空中虚画出一个圆，圆圈末了，化掌为拳，出拳带风，“太极讲定，定下心，才能在手术台上处变不惊;太极健身，才能支撑七八个小时的手术。”早上7点半，梁益建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7点45分，当很多病人睡眼惺忪的时候，骨科医生办公室里已经热闹起来。36位医生护士立定，骨科交班5分钟后开始。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各科室每日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梁主任每天早上7点30分就会抵达病区，医生、护士也不好意思太晚。自然而然地，我们成了全院最早上班的科室。”包括护士长陈澜在内，每日上午7时50分参加交班的医生、护士超过30人。以30人每人每天多出10分钟的工作时间计算，骨科的医生护士每天共额外投入5小时为患者服务。医生护士额外的时间投入，一年超过1000小时，相当于50天。每天，梁益建要巡房两次，除了上午的常规巡房，手术后，他总要到病房走走才能安心。“我们做的手术太难，很多都是全国罕有的，现在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参考，有5%不可控的风险，要小心。”梁益建说。

梁益建对医生的严格要求在科室是出了名的。为治疗脊柱畸形患者，骨科成立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组，骨科、呼吸、神经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医生都是成员。人称“大师兄”的胡正军从20__年就跟着梁益建学习，“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被称为“劳模”的汪飞，2年半前加入小组，家住医院对面的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当天有手术，晚上10点就会到骨科icu转一圈，看看做完手术病人的情况，然后发条短信给梁益建，“我不来看，主任也会来看。”

“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

“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同时也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放在梁益建身上十分妥帖。他对病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理解和宽慰，有时比手术刀和药物还更有效。

上午9时，骨科医生的大办公室里，8个打着牵引支架的脊柱畸形患者沿着沙发边依次站着。骨科的医护人员给他们取了个“萌萌哒”的名字——“天线宝宝”。待梁益建从病区查完房，拿着盛满扳手、螺母、螺帽等工具的纸盒子走进办公室时，大家微笑着，眼神随着梁益建的身形移动。来自云南的张映清排在队首，梁益建从一堆螺母中挑出一把10号的扳手，开始拧动她身上固定支撑杆与头盆环的螺母。张映清紧咬着牙关，紧绷着，尽量不让身体发抖。她的头部、腰部分别套着一个钢环，用四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的牵引，让弯曲的脊柱慢慢拉撑。为了将头盆环固定在脑袋上，钢环上的每根钉子都穿过了头皮。

梁益建迅速翻动着手腕，尽量让拧动的速度变快。每调一颗，梁益建便后退半步，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猫着腰，伸着脖子，观察张映清的牵引架是否平衡。嘴里看似随意地询问着张映清的情况，“现在能爬几楼了，心率要注意控制在140以下，每天两个鸡蛋吃没有?”梁益建指了指张映清，面向办公室里的其他病友，“她老公挺帅的。”张映清双手攀着头盆环，腼腆地笑了。

私下里，常有“天线宝宝”喊梁益建“梁爸爸”。在梁益建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位哈尔滨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出院，发帖感谢梁益建，“您不仅是我们的主刀医生更像是我们的爸爸……对于梁爸爸，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病友圈内传言，“梁爸爸”收了个病友做干女儿，让好多病友羡慕。有人向梁益建求证，被直接驳回，“他们所有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平日里送些牛奶、鸡蛋已是常事，梁益建还掏钱为他们办迎新春联欢会，专门请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每周两次。

8年多前，梁益建正是凭借一颗同情心，发现、治愈了职业生涯第一位脊柱畸形患者。

20__年2月，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梁益建前往盐源县做医疗支援。在泸沽湖畔的一家租车店遇到一个胸口近乎贴着大腿的人。他叫伍才林，坐在凳子上，只要一起身，头就往下栽，脊柱严重畸形，走路时眼睛只看得到地面。梁益建眼里的伍才林保持着一种“很痛苦的姿势”。当了多年骨科医生，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严重的患者。“一看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弯曲近120度。”梁益建围着对方打量几圈，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

见伍才林不相信，梁益建要来纸笔，边画边讲能让他站起来的原理。磨了40分钟，才让伍才林看到挺起腰杆走路的希望。电话征得院长赵聪同意后，同年5月，梁益建将伍才林接到了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不到130公分、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康复后身高达到178公分。伍才林给自己改名“伍才立”，铭记人生的转折。他和弟弟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70万元，在泸沽湖草海修了一栋两层的农家乐出租，当起了小老板。

手术改变了伍才林的生活，也让其他的脊柱畸形患者知道了“梁益建”。短时间内，全国各地脊柱畸形患者蜂拥而至。梁益建的职业生涯由此转折，从一名普通骨科医生转而主攻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有90个“天线宝宝”正在接受牵引，等待手术，还有61个患者排队等着入院。

“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

疼痛、挣扎以及起伏的希望是脊柱畸形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有人说，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只有当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患者的经历，治疗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在梁益建的带动下，参与了解患者经历的人并不局限于医生，更包括了医生的朋友、医院、公益组织甚至患者自己。而治疗的效果，也在这些成员的深度参与之下拓展延伸。

26岁的女大学生王丛歌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心脏病，侧弯度数达到140度，身高仅有1.3米，手术费用需要16万元。由于家庭困难，入院不久，有热心病友告诉王丛歌：如果担心手术费，可以向智善公益基金会申请帮助。这是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脊柱畸形病人都知道的信息，也是老病友必向新病友传达的信息。原来，为了给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及其团队从20__年开始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展开了合作。

智善公益基金会于20__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设立，截至20__年10月27日的数据显示，该基金会已向全国各地960位家庭贫困的脊柱畸形患者捐赠手术费2899.4万元。根据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的介绍，目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90名脊柱侧弯患者中，智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比例达95%以上。20__年11月至今，基金会已累计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共149名患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目前已确定对30名未入院的病患提供捐助。为什么将如此大比例的捐助投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除了基于医院收治的大多是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这一背景外，事实上苗强更愿意分享一个故事。

20__年11月，为了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获得实际帮助，苗强曾挨家拜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有条件进行脊柱矫形手术的医院，并建立联系。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联系后，苗强每年会到成都三四次，与病友待在一起。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友聊天，“哪有一个医生，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苗强所见，梁益建对患者极为照顾，苦、痛、希望交织着的病房里，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变成了好朋友。

如今，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伍才林，不仅挺直了脊梁看见泸沽湖的蓝天白云，还跟家人盖了二层农家乐当起老板;脊柱弯曲达153°的小伙子刘仁富顺利完成了手术，开始在资阳学习理发;曾经呼吸困难多次经历抢救的肖强，如今也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女儿……自称为“小医生”的梁益建曾说：“我的病人，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在他的救治下，这些曾被告知“无法治愈”的脊柱畸形患者“活了”;在他的带动下，更多人的力量汇聚成爱的洪流，让脊柱畸形患者不仅“活了”，还能拥抱人生未来的更多精彩。

中国的感动事迹材料篇4

6月16日，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持续的暴雨导致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从引发山洪到多个路段水漫、塌方，最终造成了悲剧的出现，年仅30岁的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不幸遇难，当噩耗传出，有人不相信，有人惋惜，但更多的是让人心疼。

黄文秀出生自广西百色一个贫困家庭，从石头村里一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取得法学硕士，毕业后报名考取选调生，成为百色市委宣传部一名干部，于去年3月份响应号召来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她带领百坭村攻坚克难、披荆斩棘，短短一年里，全村就有88户418人脱贫，直到最后一刻，她依然在为百坭村的脱贫攻坚事业而奔走着，她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

在和平年代，脱贫攻坚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黄文秀就是最坚强勇敢的战士，纵使洪水带走了她年轻的生命，但她坚定的身影却会一直烙印在人们心中，她的精神将一直传承下去，被人民铭记。广大的青年党员干部要努力向她学习，要坚定不移的向脱贫目标迈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指示的核心要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强行，继续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其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带领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马克思说过“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她的牺牲是伟大的，我们必将铭记她的贡献，传承学习她的精神，接过她手中脱贫攻坚的接力棒，扛起属于她的那份责任一起砥砺前行，为这场攻坚战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我们不仅背负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更背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坚定胜利的决心，不负青春，不负人民，不负国家，为取得攻坚胜利奉献一切。

中国的感动事迹材料篇5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终于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而在试验田收割以后，种粮大户王化永告诉他第5号田599.1平米合0.897亩，毛重1172.5公斤，合1307公斤每亩。并要按通行的“七五折”来计算他的每亩净产量时，袁隆平谦虚的说，我们不按七五折，我们按七二折算吧好不好?就这样稻谷收获后经烘干、除杂后，按标准水分加权平均，七二折合每亩片平均亩产926.6公斤。

如此报道杂交水稻，有失偏颇。我理解的杂交水稻是，“猪狗”、“人马”、“人猪”结合的产物，他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同样受到广泛质疑。

试想，当一大类物种相互“苟合”产生的下一代，下几代是一个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我们就去盲目崇买所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何道理呢?

这里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描写，田里增产几公斤水稻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说可就意义非凡了。当年把杂交水稻的亩产量从600公斤提高到700公斤，袁隆平用去了4年时间。从700公斤攀上了800公斤，又耗去了4年心血。而现在从800公斤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袁隆平整整摸爬滚打了7个年头。可想而知，在这期间，每增加一公斤的产量，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都要付出数不清的心血。

我们知道，任何超自然能力组合出来的新物种，其实就是一个怪胎。这给天生有缺陷的产品一样，人类食用这些产品有变异和被变异的可能吗?谁也没有做过医学实验。

当大家起哄，为中国农业科学家叫板“好”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整个社会有“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传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终于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是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还是带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现在谁能说清楚呢?没有，一个都没有!

于是，我建议，冷静看待科学、冷静看待超自然能力;真心诚意地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中华民族下一代着想，让真正的科学说话，放弃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的陋习，这才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智的选择。

中国的感动事迹材料篇6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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