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职业道德修养包括丰富法官职业道德知识，强化法官职业道德意识，自觉塑造法官职业道德品质等内容。丰富法官职业道德知识，是法官进行职业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身道德品质的前提和基础，身为法官，其职业道德知识越广博，越丰富，其个人道德修养的根基就越深厚，越牢固，遵循职业道德要求的自觉性就越强。强化职业道德意识是法官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因为法官职业道德的意识的修养的实质，就是实现法官个人职业道德品质的塑造和培养奠定思想基础。塑造职业道德品质是法官职业道德修养的归宿，是法官通过职业道德意识和司法行为品德方面的自我陶冶、锻炼及完善，使之成为稳定的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法官的职业令人羡慕，法官的职责重于泰山。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必需具备作为法官的基本素质要求。我认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起码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必需忠诚于国家，忠实于法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官的权力由国家授予，是人民赋予，所以法官必须忠实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法官行使司法权从根本上讲要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忠实于法律。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一个法官，如果不能忠实于法律，而只是唯上、唯权、唯命从事，那他就根本不配做法官。他只能算是一个庸官、糊涂官，抑或是贪官、赃官!法官必须崇尚法律，视法律为生命，奉行法律，捍卫法律。

二是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和丰富的学识。法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国家和社会对法官都有特别的专业技能要求。法官的职业技能，包括法律规范的熟知程度，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理解法律规范的水平，掌握法律与运用法律的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较好的文化功底等等。这诸多方面的职业技能的优劣，决定着法律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质量和效率，体现着法官的司法水平。

三是要有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法官品格。法官的职责在于判断是非，分清曲直，伸张正义，惩恶扬善。这一切不能不取决于法官自身的正直、清明、廉洁。人们会说：优秀的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法官自身必须具备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把公正司法作为法官的神圣使命。

四是要具备勤勉敬业精神。法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当是敬业、勤业的典范。法官的具体工作，烦琐复杂，没完没了。因此要求法官必须始终静下心来，知难而进，扎实工作，十分细心地去审查每一个事实，化解每一个矛盾，解决每一个问题。

法官以案为戒心得体会篇2

1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阳明山殡仪馆。天气一改之前的阳光明媚，阴霾重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周春梅的家人、同事、朋友，在静谧、悲伤的大提琴声中，与她作最后一次告别。压抑的哭声，回荡在冷冷的大厅。

1月12日一大早，周春梅因拒绝“打招呼”，遭同乡向慧报复，被残忍杀害。

这一消息宛如晴天霹雳，震惊社会。

“人们不知道春梅有多好，就无法想象凶手有多卑劣和残忍。”湖南高院副院长杨翔，原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悼念文中直抒痛心与愤怒。

记者发现，在采访过程中、在大家怀念的字里行间，有一些词语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周春梅的生命底色。

“勤奋”

在湖南高院怀念周春梅的视频里，几张照片闪回了这位女法官的童年岁月。穿着朴素布衣的小女孩，眼神里透出一股坚定。

来自湘西的周春梅，从小学习刻苦，199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湘潭大学，成为了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周春梅读本科时，黄德华担任湘潭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在他的印象里，这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勤奋好学，除了上课，就是在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自习，年年拿奖学金和三好学生。

周春梅毕业那年，工作不再包分配。彼时，父亲下岗，母亲没有工作，弟弟正在读中专。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本想继续深造的周春梅选择回到湘西，应聘到吉首大学。

然而，心中的法律实务理想总也无法忘却。一年后，周春梅考取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再次回到校园。

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宇鹏是周春梅的同门。“导师带了我们三个学生，两男一女，春梅很争气，学习成绩和研究成果总是很优秀，倒是我们两个男生以‘看淡些’为由，不与她‘一般见识’。”

毕业时，周春梅获得了湘潭大学奖励优秀学子的最高荣誉“校长奖”，并考入湖南高院工作。

“我和春梅同一年进院工作。”湖南高院民三庭法官陈小珍是和周春梅相处了17年的同事，在追思会上，她含泪回忆着属于她们的过往。

两个年龄相当、同样热爱审判事业的姑娘，因一个被分到纪检组，一个被分到研究室，常常凑在一起交流不能在审判岗位工作的苦闷。

陈小珍回忆，周春梅那时候在纪检组负责内勤，其中一项工作是接收信访信件，并分门别类，这好像和她们想象中专业的审判工作相去甚远。“但春梅总是说，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陈小珍说，法院本就是矛盾尖锐的高地，而那些信访信件是高地中的高地，常常充满着成见和偏见，而周春梅作为同事、朋友，总是给她很大鼓励，让她相信每一段经历都是最好的安排。

3年后，周春梅调入民一庭工作。这是周春梅业务能力成长、审判经验积累的黄金期。民一庭的案件争议大、标的额高，需要扎实的法学功底和利益平衡的功力。

2005年，湖南常德桥南市场发生火灾。“当时这个案子案情较为复杂，光卷宗就有100多卷，用大推车推着进来。当事人情绪激动，社会关注度也高。”民二庭法官王莉回忆，“这个案件分到了春梅手上，当时她的孩子还年幼。春梅接下案子，每天加班加点，不叫苦、不畏难、不敷衍。她说，到了业务庭，就是想办案子。”

有一起电厂建设工程施工案，历时多年，承办人几经更换，非常棘手。分给周春梅后，她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亲自带团队到永州工地现场勘验。

当沉甸甸的122页判决书送到当事人手里时，当事人说：“周春梅办这个案子，我们心服口服。”

“善良”

“你的这份法律文书写得很不错!”

有一天，法官助理申昇被周春梅叫住，得到了一份笑意盈盈的夸奖。申昇惊讶于周春梅的敏锐，因为这份文书上面并没有署名。

“你们每个人的文书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一看就知道。你超出了我的预期。以后要更大胆一点、更自信一些。”周春梅笑眯眯地说。

“那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笑容是金色的。”申昇的眼眶里含着泪，“那一刻，还是法院新人的我，感觉到了这份鼓励带来的力量。慢慢地，我的工作和思维也染上了她的影子。”

谈到周春梅，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善良”。大家说，她总是在考虑别人、关心别人。

作为湖南高院“爱之光阴”团队的积极分子，热心公益的周春梅每年主动结对帮扶贫困学生，用自发募集的爱心善款购买奶粉、尿不湿慰问福利院儿童和患病儿童。

在2015年《中国审判》的报道中，周春梅这么说：“我们微薄的帮助，也许只能解决孩子一时的困顿。但我们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能让孩子坚定战胜困苦的信心;希望我们小小的善举，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真情。”

法官助理刘寄清始终忘不掉，那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周春梅哭了。因为需要照顾两个小孩，周春梅早上必须送完孩子才能赶往单位，导致经常踩点到岗。她为此而深感不安，“感觉拖了庭里的后腿”，并表示一定会克服自己的困难，多办案子、办好案子。

“当时，春梅姐的手腕上还带着医院的手环，却还担心拖我们的后腿。”刘寄清浓重的鼻音带上了哭腔。

善良的光芒，总会照耀到当事人。

周春梅对当时还是书记员的龙菲说：“菲儿，审判工作不分大小，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岗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案卷虽然冰冷，但最后形成的裁判结果足以影响到每一个当事人的冷暖人生。”

周春梅喜欢用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称呼熟悉的女性，柳，菲，艳，冰冰……一字一字，极尽温柔。甚至对杀害她的同乡向慧，周春梅在微信里也一直称她为“慧”。

“原则”

温柔善良的周春梅，也有刚强的一面。

“读研时，她经常和我交流学术问题。”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彭熙海是周春梅读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据他回忆，周春梅平日里温柔随和，但讨论学术时却不会轻易退让，“因为她认为那是她经过了独立思考后得出的结论，除非你的观点可以说服她”。

彭熙海说，学生时代的周春梅很有原则，看不惯不良社会现象，对弱者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和悲悯。“她痛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是非观、荣辱观一直贯穿始终。”

“柔中带刚，刚中有柔。”彭熙海用八个字评价爱徒。

2015年，武生律师代理的两个案子由周春梅受理。第一次接触周春梅，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当时案子判赢了。第二个案子，又遇到了周春梅。

“我当时想套套近乎，说‘上次感谢您判我们赢了’。周法官打断我，说‘你不要感谢，不可能每个案子都判你赢，我们只根据案件中的事实来判’。”周春梅的回答，让武生汗颜，但他同时也十分真诚地感念周春梅的专业与对原则的坚持。

段小强律师则关注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

“十多年来，我们当地律师圈甚至不知道周法官和自己周围的人有同学和朋友关系。除了案件交集，我们和她没有任何人情联系。”

周春梅的丈夫陈文曲是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经有过在律所执业的经历，为了任职回避早早辞去了这一身份，同门师兄胡宇鹏是律所合伙人，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成为律师的法学院同学。

段小强给记者展示自己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微信群，“直到看到胡宇鹏律师的悼念文章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一层关系”。

“朴实”

大山里走出的周春梅，把朴实刻到了骨子里。

2013年，向英从军校转业到湖南高院，遇到了当时还在民一庭的周春梅。时隔8年，她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春梅的样子——戴着眼镜，扎着简单的马尾，衣着不起眼。

“女同志谁不爱美啊?但春梅总是埋头办案，没有时间打扮。尤其在年底结案的时候，为了争分夺秒，她总是怎么舒服怎么穿，头发乱了也顾不上打理。”

和很多人一样，周春梅会为了优惠价在“双十一”凌晨下单，会在商场逛到好看的衣服时，打开网购平台“价比三家”。

面对总是网购衣服的妻子，丈夫陈文曲有时候会开玩笑：“你啊，又买便宜货。”

这个时候，正在试穿衣服的周春梅就会开开心心地边照镜子边反驳：“怎么啦，我穿这一身‘便宜货’，不是蛮好看的嘛。”

1月5日是周春梅的生日，陈文曲每年都会为妻子准备礼物，今年也不例外。

同办公室的刘柳是周春梅无话不谈的姐妹。据她回忆，当时，周春梅看中了一枚戒指，但犹豫了很久都无法下定决心。

“戒指好贵啊，干脆并作两年的生日礼物吧。”

但这一“并”，就再也没能送出。

如今，周春梅的遗像端正地摆在陈文曲书房书桌对面的柜子上方，曾经令人艳羡的全家福倒扣在桌面上。从青春年少时一路走来，两人不仅是夫妻，更是彼此的良师益友、精神伴侣。

“春梅与我交流审判实践的心得，我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与她探讨办案。我还会把她审过的案子结合理论，作为授课的范例，学生们都很爱听。”

念及此，陈文曲低头沉默片刻，拼命压抑着痛苦：

法官以案为戒心得体会篇3

根据湖南高院的通报：2021年1月12日，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法官被犯罪嫌疑人向某行凶报复，不幸遇害。经初步调查，向某因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周春梅为其打招呼被拒而心生怨恨，行凶报复。

同日，_网等权威媒体纷纷转发上述通报，并就此案发表评论。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平安、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人生的美好。不管是律师因病离世，还是检察官、法院疲劳殉职，抑或是如马彩云、周春梅等法官不幸被害，基于人性的善良，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心痛、惋惜。

在难过于周法官无辜被害，行为人早日受审，得到公正裁决之余，作为法律人，不免对本案产生了一些思考。

本案案发之后，因被害人的特殊身份，从普通命案就迅速上升为新闻舆情。作为周法官的工作单位，湖南高院自然有责任对舆情进行及时地回应。显然，我们普通人对本案都唏嘘不已，湖南高院中诸多领导、同事与周法官相处多年，对其为人处事颇为了解，义愤填膺也是情理之中，我们对于湖南高院在通报及后续新闻中折射出的悲痛心情足以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本案中舆情应对主体与受众的关系。

一方面，作为舆情应对主体来说，除了作为被害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之外，湖南高院还是湖南省层级最高的审判机关，其所发出的通报、新闻稿件无疑应当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真实性，在新闻通报中，湖南高院仅以侦查机关在案发当天初步调查的事实为素材，难免不够真实、准确。

另一方面，就新闻受众来说，除了少数法律工作者(含法科学生)之外，新闻的绝大多数受众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对于官方媒体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感。当阅读到诸多官方媒体就本案的通报、新闻稿件时，他们很可能选择性地遗漏“初步调查”这几个字眼，本能地认为这就是本案的真相。毕竟从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到法治日报，这些媒体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可是，就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来说，办案机关需要收集证人证言，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要对被告人的住所等处进行搜查，对必要的物证、书证等进行扣押等，还需要对提取的检材进行鉴定。此外，侦查人员还要多次提讯犯罪行为人，了解其作案动机、犯罪过程等，固定讯问笔录。

总之，公安机关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收集、固定证据，才能逐步还原真相，查清案件事实。就本案来说，办案人员要了解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何时开始就相关案件进行接触，接触频率如何，被害人是如何拒绝行为人的过分要求的，行为人有无事先准备作案凶器，如何滋生行凶动机的，作案经过如何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害人具有特殊身份的案件中，其所在工作单位，特别是公检法部门，应当在援引侦查机关通报材料的同时，表示尊重、配合公安机关的相关办案工作，不宜过多介绍、讨论案件的事实、定性等等。此外，视情况需要，来酌情报道被害人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及遇害后的相关安排。至于案件真相，留待日后的庭审直播及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披露，则更为妥当。

本案发生以后，在不少法律微信群中，群友们都在讨论本案是否需要适用回避制度。

笔者极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刑诉法的回避制度，在异省审理为宜。

本案存在着需要回避的法定情形。刑诉法第29条规定了回避的四种情形：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就本案来说，周法官在湖南高院工作多年，想来，湖南三级法院熟悉她的法官不少。而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结合当下披露的案情，本案极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一审自然是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抑或是复核审极有可能是湖南高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周法官的下属、同事、领导来审理这个案件，自然符合上述规定的第四种情形，也是违反了朴素的正义规则——“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

与程序设计相背离的是，国人一向不太重视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更加注重、追求实体公正。最近一审判决生效的原湖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一案便是如此，其在海南高院工作15年之久，其职务犯罪一案由海南之外的法院审理更好，但该案中未出现指定管辖、异省审理的情形。

由此上溯至古代前朝，“六月飞雪”的窦娥冤一案，系其父窦天章做官后从京城返乡，才得以平反昭雪。无独有偶，包拯自己审结了“锄包勉”一案，包勉系其亲侄儿。遗憾的是，至今在赞颂、期盼“包青天”之余，社会公众是否曾想过包拯也未曾践行朴素的回避制度呢?

当然，就算将本案放在湖南审理，不单单是本案，湖南三级法院都会尽力地追求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中实现公平正义。那样一来，还是不免让人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猜测：是不是湖南法院会痛下狠手，对被告人施以重刑呢?

我们既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朴素正义观念，及时、依法惩处行凶者，也要尽可能地追求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湖南的推进过程中，周法官遇害案无缝是一个鲜明的法治样本(尽管我们本意上不希望有人遇害，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惨剧)，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决定对本案指定管辖，在湖北、江西等与湖南邻近的异地审理，唯有如此，才能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示给社会公众，给我们所有人以生动的法治教育，昭示刑事法治的进步与人权的充分保障。

在命案中，不少辩护人就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提出鉴定的动议，认为行为人在作案时精神状态不正常。如在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损财物一案中，二审庭前会议时，辩护律师就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被陕西高院依法驳回。

在本案中，向某的辩护人没准也会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部分公众也可能推测犯罪行为人向某有可能精神不太正常。

在笔者看来，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家未对行为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未必就是违法办案。特别是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为人举动、言语异常，作案动机不符常理，往往会主动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而到了审查起诉、审理阶段，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存疑的案件，谨慎、稳妥起见，检法办案人员都会先行提审、讯问行为人，了解行为人的精神状态，了解其能否回忆起作案经历，回述作案动机，更有细心者，会了解行为人的疾病史、家族史，从而产生相应的内心确信，继而作出是否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决定。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诸多案件中，法检机关依法驳回了辩护人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这样的做法并非就偏离了正义的轨道。

笔者建议，就本案来说，办案机关可以根据在案证据材料自主决定是否要对向某进行精神病鉴定。如果到了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仍未启动过相关鉴定程序，人民法院最好的做法就应当是进行庭审的图文直播，必要时应当插播一定时长的庭审录像片段，或者是在庭审结束后，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将向某接受讯问时、参与庭审时的部分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公布，这样充分展示她的精神状态，来充分打消社会公众的疑虑，有效提升刑事法治的透明度，增进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感。

法官以案为戒心得体会篇4

法治路上，梅香依旧在

今年1月，全国法院“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平台升级。11日，湖南法院系统的“朋友圈”刷了屏，大家纷纷转发这一消息，敬告亲朋好友“免开尊口”。

第二天早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倒在血泊中。据警方调查，不久前，周春梅拒绝了疑犯向某“打招呼”的要求，令向某怀恨在心、行凶报复。周春梅因不徇私情、严格公正司法、拒绝人情干扰而不幸遇害的消息为法律圈带去了极大的冲击。除了愤怒，更进一步坚定了法院人捍卫司法公正的决心。

“有人评论说法官遇害是对前一天刷屏的三个规定的一记耳光。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三个规定的严格遵守才是铺设法治道路的基本保障。”周春梅的同事，湖南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王莉含泪表示，“无论时间怎样流逝，以生命为代价去坚守规则是应当被历史尊重并铭记的。”

一位上海的法官在朋友圈里写道，“如果恪守职业道德成为自私自利的绊脚石，那么每一个善良、公正、谦逊、无私的法官，都甘愿做那块绊脚石。”

纵死侠骨香,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周春梅柔弱的身躯挺到了最后一刻。

守与直

——以遵纪支撑司法公正的脊梁

周春梅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案卷和书籍，以及一个用来缓解因长期伏案而颈椎不适的阅读架。打开电脑，映入眼帘的是桌面壁纸上“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几个铿锵大字。

而无论是用电脑，还是翻卷宗，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桌子最高处、嵌在透明台牌里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十二条禁令”》。

手握一槌定音的权力，便要遵守与之相应的纪律，否则，公平便岌岌可危。这方面，周春梅毫不含糊。

此前相关报道显示，向某为了实现自己的诉求，案子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多次找到同学兼老乡的周春梅，要求她利用高级法院法官的身份向下级法院打招呼。对向某的各种请托，周春梅予以明确拒绝。

向某在一审、二审均败诉后，向湖南高院申请了再审。案子正好分到周春梅所在的审判监督第一庭。

拎着财物，向某再次找到了周春梅。而周春梅，也再次坚决拒绝了“打招呼”。

直到法庭依法驳回向某的再审申请，案子办结一段时间后，周春梅才告诉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蒋琳，案件的当事人是自己的同学兼老乡。“她没什么道理，找我好多次，要求我向一、二审法院打招呼，搞完了我才跟你讲这个事。”

作为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省高院法官，周春梅是乡里乡亲的骄傲。但与此同时，想找周春梅“打招呼”的人也不在少数。为此，周春梅和家乡人约法三章，“为案子说情请托请不要敲我家的门”，令很多人误会她“不通人情”“死脑筋”。

而这一次的“不讲人情”，却让周春梅灿烂的生命噶然而止。

王莉犹记得第一天上班，师傅告诉她，“法治道路很漫长，我们都要做好一颗颗铺路石。”

法官以案为戒心得体会篇5

--，女，31岁，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宝塔区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2007年大学毕业即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经过激烈的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宝塔区法院的法官助理，2009年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2012年7月被任命为审判员。几年来，累计审理各类民事案件600余件，调解率达78%。连续多年被本院评为“先进工作者”，2011年获全市法院优秀裁判文书奖，2012年获全省法院优秀庭审奖，2013年被延安市总工会授予“延安市五一劳动奖章”。

赤诚为民廉洁高效

--常说：“当事人的事无小事，民事案件无小案。”她审理一件离婚案件，被告是80后的年轻小伙，半身截瘫7年，接到案件，得知被告住在偏远的深山沟里，第二天她就带着书记员动身前往被告家中送达诉讼材料。她要亲眼看看被告现在的生活状况，听听被告作为弱势一方对离婚的态度，对子女抚养权的意见，并指导被告如何应诉。到了被告家中，看到被告住在简易房中，生活不能自理，由其父母照顾起居的情况，以及被告家墙上的照片中孩子胆怯的眼神，令--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纠结着本案该如何判决。《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助的义务，但同时也规定了婚姻自由。被告可怜但也不能强迫原告年纪轻轻守着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截瘫病人生活一辈子。《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孩子的抚养权归属要照顾无生育能力的一方，可是被告及其父母均是残疾人，而原告的身体、生活、经济条件对孩子的成长都更有利。一件没有财产纠纷的简单离婚案件却让--十分为难，多次前往被告家中做调解疏导工作，最终被告同意离婚，孩子由原告抚养，原告表示每月会带孩子回来看望一次父亲，并尽量帮助被告解决生活的困难。从被告家返回单位的途中，书记员小杨深有感触地说：“冯姐，以后我要是能独立办案了，也要像你一样，把当事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就是这样，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司法为民的内涵，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勇于挑战化解矛盾

2013年，延安市中院指定宝塔区法院管辖一起原告刘某诉被告某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当时已有身孕的她主动请缨承办该案，背起了这块“硬石头”，她首次和刘某交谈，得知刘某不识字，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也无法律常识。--就向宝塔区司法援助中心为刘某申请了一名援助律师。刘某要求立刻让医院赔钱给他，否则他就住在法院不走。--告诉他医疗程序是否违法，需要进行鉴定，刘某需提供鉴定材料及证据，经过多次劝说被告刘某终于同意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可是刘某不放心把证据原件交给法院又没有钱复印证据，--就在单位的复印机前站了整整一个上午给刘某复印证据原件。看到--这么辛苦，刘某说：“冯法官，医院的态度有你一半好，我早就不告了。”虽然该案最后的判决结果与刘某要求的1000多万元的赔偿金相差甚远，但刘某说：“冯法官，我不怪你，我对数额不满意，我要求上诉但是我不再上访了，上访没有上诉有用。”这样一个缠访多年的当事人在--的引导下懂得了理性的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伸张正义传播法治

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承办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王某在某物业公司工作担任门卫并负责打扫卫生，物业公司从未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王某缴纳养老保险且无故辞退了王某。王某申请仲裁，要求给付赔偿金、缴纳养老保险等，仲裁裁决支持了王某的部分请求。物业公司为了把王某拖的精疲力竭就以不服仲裁裁决为由起诉至法院，--认真阅卷后发现仲裁委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不准确，导致赔偿金少计算了几千元。--把物业公司的经理和王某约到一起，结合案情为物业公司的经理讲解法律条文，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物业公司赔偿王某2.7万元并当场兑现，养老金在十五日内缴纳。王某说：“多谢冯法官，要不是你办案认真，我的事不会解决的这么快，这么好，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全靠法院给我们做主了，回去后我还要多学法，以后再遇到事情能保护好自己。”物业公司经理也说：“我回去后也得多学法，守法才能省钱，否则花的钱更多还不落好。“

在-同志的工作中，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正是基于她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使她面对疑难案件从不畏惧，面对当事人的倾诉从不烦躁，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司法的尊严与权威，无怨无悔地做一名公平与正义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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