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清明节，又是一个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许多革命英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其中我最敬佩少年英雄——刘胡兰。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她出生时父母给她起名“刘富兰”，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挣扎在苦难与贫困线上的家庭对富裕生活的企盼与追求。1941年，9岁的刘胡兰上了冬学，开学那天母亲胡文秀在用废纸订成的小本子上端端正正地给她写下了“刘胡兰”3个字，将“富”字有意改成自己的姓氏“胡”字，这一字之差透出了母女间的深情厚意。后来她加入了儿童团接受党的教育， 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入党。1946年秋，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既不贪财，又不怕死。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她挺胸抬头，绝不动摇，并对敌人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敌人无奈，把她押向刑场，她面不改色，高呼：“怕死不当共产党。”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国军喝道：“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笔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参与杀害刘胡兰的云周西村共产党农会秘书石五则在1963年2月14日被执行枪决。

刘胡兰——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孩子。竟能做出如此伟大的决定，是多么的令人敬佩!现如今，十五岁的孩子正是生命中的花季时代，无忧无虑。而刘胡兰却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加入了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他心中装着群众的安危，胸怀伟大的志向，艰苦朴素，不畏艰辛、险阻。她的精神令我们发扬、学习!现在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锻炼身体，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掌握丰富的知识，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2

寒假里，回奶奶家过年，年夜饭桌上，如往常一样充满欢声笑语。不知是谁提起了爷爷奶奶小时候的事儿，奶奶马上微笑着回忆起来……

“我们家过去穷的很，养活不起一家人，我的妈妈就把我哥送给了一户有钱的人家。”奶奶喝了一口水，“后来，我嫁给了你爷爷，你爷爷那个时候替他的哥哥带着三个孩子，土地也不行，庄稼收成不好，所以家里并不富裕，勉强可以吃饱。孩子们都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就要吃好的，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啊。”

妈妈点点头，说：“是的，我小的时候，记得一年到头儿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点儿肉和鸡蛋。有一回，部队路过我们村，一路饥饿，急需要吃点东西。别人家都给米和面，我们家老人想了想，不知给什么好。忽然，门被敲响了，打开门，一看就是一个孩子兵。看他那瘦弱的样子，我爸二话不说，把自家唯一一小缸鸡蛋给了这个新兵，说：‘小同志，吃吧!’。”其他的伯伯等都打开话匣子，讲自己过去的苦和辛酸故事，但是大家都没有伤感，总觉得那是一种经历，在过年的时候，会让自己总结，让自己更加坚强。

爸爸打开电脑，搜了一个名叫《黄继光》的电影，讲的是抗日时期，黄继光所在的连队攻打敌人的碉堡，敌人武器先进，火力猛烈，威力很大，我军明显不占上风，伤亡很大。在危急之时，黄继光冲到敌人碉堡口，用身体挡住枪口和爆破筒……

影片生动感人，看完之后，我们都一片寂静。良久，爸爸开口：“很多优秀的正能量影片现在看的人不多了，如《董存瑞炸碉堡》、《刘胡兰》、《王二小》等等，大家都在看一些虚构的假故事，看完之后什么都不记得，要改善一下。”“这么多啊!”我感叹，“多亏了这些英雄呢!”

回顾“红色”经典，红军长征多不容易啊，没有红军的昨日，怎能有我们的今天?今年的年味儿充满了“红色”的回忆，满满的，苦苦的……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3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是陈润东在临刑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发出的铿锵有力的誓言。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陈兵沿江各主要集镇，进犯我解放区。紧靠南通城东的紫琅区地处前沿，敌我斗争尖锐、激烈。紫琅区区长陈润东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决心“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抓紧时机完成该区的土改任务。

是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八)，陈润东带领两名区干部和数名区中队战士，绕过小海镇，从通海公路北插到路南，在新开港四老圩附近的一个地主宅院，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干部群众会议，进行土改发动工作，同时号召群众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谁料会议正在进行之际，宅院四周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部队300余人从南通城及狼山分两路猛扑过来，将开会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陈润东立即指挥群众就地疏散，他自己在群众的掩护下潜入附近菜地里隐蔽。这里，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对群众，声嘶力竭地嚎叫着：“谁是陈润东?赶快交出来!”被围的群众个个默不作声，敌人就毒打群众，一阵阵哭喊声、惨叫声，陈润东听得清清楚楚，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出了愤怒的一枪，高喊：“陈润东在这里!”他用枪声和喊声把敌人引向自己，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好让其他干部和群众脱离虎口。敌人一听到枪声和喊声就放开群众，饿狠似地扑向菜地，围捕陈润东，还不断地嚎叫：“抓活的!” 陈润东一面还击，一面后撤，终因势孤力单，落入敌手。残暴的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两只手腕，把他捆绑着押上卡车送往南通城。一路上，陈润东强忍着疼痛，怒斥敌人的罪行，路过八厂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使敌人惊惶失措。后来敌人把他关进了南通第四监狱。陈润东在狱中10天，经受了二十多次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用刑之后，又用美人计引诱，高官厚禄收买，但均遭到陈润东的严辞拒绝。敌人还办了酒席“款待”，陈不屑一顾，踢翻了美酒佳肴。在敌人面前，陈润东宁死也不肯吐露半点机密，使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1946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日)晚上，敌军警如临大敌，把陈润东押到南通城内的跃龙桥畔的苇草场，他面对敌人预先挖好的深坑，神态自若，昂首挺立。站在旁边的反动军政人员阴险地对他说：“这是你最后‘悔过’的机会，有什么话要说还来得及!” 陈润东坚毅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润东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英勇就义。

陈润东，原名陈占康，南通县先锋乡永平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艰苦勤俭的生活。1937年在姜灶小学毕业后，考进了海门中学。1941年秋，新四军江海挺进支队进入通海地区，肃清了国民党杂牌军张能忍、邱冠生匪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润东毅然放弃求学机会，投入革命斗争，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1942年春去苏中四分区财经干部班学习。同年秋，学习结束，担任海一区财经分局主任。1943年4月，由区委书记张绍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润东入党以后，历任海一区、汇通区副区长，1946年春调任紫琅区区长，直至牺牲。

陈润东在海一区工作期间，大胆地深入敌我边缘地区，依靠基本群众，耐心地做好“两面派”乡保长的教育感化工作，争取他们为我方服务;对那些民愤极大，罪行累累，不肯改恶从善的伪乡保长，坚决予以惩处，使海一区的反伪化斗争和征收公粮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陈润东在汇通区任副区长时，日伪正在搞“延期清乡”，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陈润东坚决贯彻上级党委指示，积极发展区队武装和民兵组织，坚持原地斗争。他经常带领短枪队，出没于敌伪据点之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一次，他亲率一个短枪队员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到据点跟前以卖瓜作掩护诱杀敌人，他自己隐蔽在附近田间。一会儿，据点里走出三个伪军士兵，见瓜就抢，这个短枪队员见状迅即抽出菜刀把一个伪军砍倒在地;这里陈润东一个箭步冲上云，夺下伪军手中的枪支就走，待另外两上敌人清醒过来企图反扑时，他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1944年暮春，陈润东和陆一鸣、袁南山、鲁聘周、薛汉林、杨建英、袁鸿等7人，在海门坝头镇南严家宅开会，遭到敌人便衣特务的包围，情况危急，陈润东急中生智，抱起一个木臼，拣起一些石块投入东北宅沟，并打了一枪，把敌人吸引到东北方向;接着，陈润东、陆一鸣等指挥开会的同志向西南方向安然突围出去。

陈润东善于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在海门长兴镇附近，有一个出身贫困、较有义气的人，沾染着一些不良习气走不正之路。陈润东分析了此人的情况，亲自找他促膝谈心，耐心教育引导，此人经过教育后，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随即报名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不久，又参加区队。他认真执行上级交代的任务，经常出没于公路两旁，据点内外，出敌不意地收缴敌人的枪支，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被评为全区民兵英雄。

陈润东关心文教工作，在反伪化教育斗争中，他带领文教干部深入边区了解学校情况，几次召开全区教师大会，连敌占区的教师也被通知前来开会。陈润东谆谆善诱地勉励他们做好抗日民主教育工作。

陈润东一贯关心同志，爱护干部，无论对待老干部还是新同志，都能善于围绕他们一道工作。他宽大为怀，平等待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处理民间纠纷，也能因势利导，使双方消除隔阂和睦团结。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小海、观音山等镇，直接威胁紫琅区。陈润东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全区开展惩奸反霸斗争。一次，召开有3000多干部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会上，陈润东根据南通县人民政府决定，审判朝阳乡和镇平乡的两个封建恶霸，发动受害群众纷纷上台控诉，最后镇压了这两个民愤极大、罪恶昭彰的罪犯。

陈润东一心为革命，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敌人对他恨之入的骨，却又无可奈何。一次，敌人把他的父亲抓去，妄图作为人质，逼迫陈润东就范。但陈毫不动摇，面对敌人的威胁，针锋相对地把顽区长的亲属扣押起来，迫使敌人不得不将其父亲释放。

陈润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46年，华中九地委为纪念陈润东同志，特印发了一份《告本分区党员书》，高度评价和表彰了他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和高贵品质。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4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1920-年出生于上海，后来出国留学，1938开始对火箭进行研究。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后，用他所学的专业和知识为祖国服务。他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9年我国建国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为他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钱学森从美国回来时，对接待他的人所说的一句话。

钱学森回国的道路是艰难的，当他在美国得知祖国于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时，他的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到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于是他向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大声喊道：“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钱学森只不过是要回国，美国人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那么着急呢?因为他知道钱学森是个人才，他的知识和能力要是为中国服务，很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他有一个恶毒的想法就是：我们美国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其他国家得到。于是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不准让钱学森全家离开美国。美国海关果然禁止钱学森回国并扣留了他的所有行李。但后来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如果不是钱学森的老师和校友大力帮助，恐怕他是难以得到自由的。

但那以后，钱学森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不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为了回国钱学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然而，钱学森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强烈了。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要求。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了特务的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威的信中，巧妙的在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并顺利的转到了周的手里。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中国大使按照周的要求，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众所周知，钱学森在导弹方面的研究举世瞩目，但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敬爱的钱爷爷更加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关心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问题。比如说在普及科技知识方面，他就谈到了如何更好的办好科技展览。他说，展览是一种行业、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不是随随便便就办得好的。如何办好展览?钱爷爷强调了展览的设计问题。他说，展览的设计很重要，展览好比是一场演出，演出需要导演，而我们的展览也需要总设计师，他的工作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次的展览是做什么的，是关于什么样的展览。如果主题和目的不明确或者离开主题和目的去搞一些花样，参观后留不下什么印象，成了过眼烟云，那展览的效果就不好。我们现在设计展览，心中要有一个总的主题，总的目的，那就是宣传四个现代化，鼓舞全国人民为此而奋斗。

还有一个故事，一次导弹发射的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当时的天气很坏，到底能发不能发，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参谋长和钱学森的意见不同。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次发射报告上面必须有三个人同意的签字，然后再请示聂荣臻元帅的批准。可是当时司令员和参谋长都说不能发，而钱学森却非常有信心的说能发射，这样就形成了2：1的局面，于是就把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报告送给了聂帅。没想到，聂帅很爽快地批准发射，并说要是只有那两位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批了。你猜这发导弹发射成功没?结果是这一发导弹还真的打成功了。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5

杨菊，上海市人，高中文化程度，家庭经营较宽裕。他在青年时代，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心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40年春，他毅然离开了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只身来到苏北。起初落脚在启东县大丰乡，不久找到了当地抗日政府，领导同志见他文化较高，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一面在学校里坚持抗日教育，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一面积极协助乡政府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由于杨菊工作积极主动，迫切要求进步，1942年被领导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委派他担任大丰乡乡长兼税收员。他斗志高昂，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勤奋工作，使该乡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调动了群众的提议积极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对杨菊早已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妄图谋害。但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如鱼得水，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紧张，大小集镇被敌人侵占，给解放区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当时杨菊在海门县财粮局工作，一次奉令来到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富余区组织抢运公粮，变卖公棉，任务艰巨而复杂。杨菊竭尽全力，发动群众，及时完成了任务。

1946年12月29日，杨菊在富余区六平乡郁家大坝附近执行任务时，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此时有不少区乡干部和民兵正在附近开会，讨论抢运公粮的具体措施，尚未得知敌人前来包围，回去通知他们疏散已来不及，情况危急。杨菊急中生智，果断地鸣抢报警;时同只身向敌人冲去，敌人呼喊着要活捉他。他眼看无法脱身，就高呼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杨菊为了掩护众多同志安全转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此种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颂。1948年1月28日出刊的《海启大众》第16期刊登了有关报道，高度赞扬杨菊烈士的崇高品质。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6

革命烈士郭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在长沙侗官东山寺小学读书时，就一身正气，敢说敢为。

有一次上作文课，郭亮写了一首题名《问问社会》的白话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的腐败。这下子可触怒了-，郭亮立即被传进了东山寺自治所。

郭亮从容不迫地走进自治所的大厅，只见所长懒洋洋地躺在榻上，正吞云吐雾地吸着x片。里间屋，传出了刺耳的麻将声。

郭亮有意跺了一下脚，所长这才抬起头来，以审问的口气说：“你是学生，为何倡导邪说?”

“我一不提倡吸毒，二不提倡嫖赌，三不鱼肉百姓，四不坑害好人，怎叫倡导邪说?”郭亮面无惧色，针锋相对。

所长一惊：这学生好不厉害!他想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你想诬赖不成!”

郭亮冷笑一声，反问道：“我的作文既未贴在街头，又未刊于报端，岂能说是蛊惑民心?再者，作文提问，乃学生之学业。学者不问，教者不容。

请问，办学校是干什么的?”

一席话驳得所长哑口无言，只好让郭亮回去了。郭亮走出大门，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立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治所门上：“鱼所、肉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猪公、狗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这副对联骂得痛快淋漓。老百姓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革命的事迹材料篇7

施锦兰，女，海门县海洪乡徐窑村人。

1942年，她父亲施石郎、哥哥施汉高都参加了民兵组织，时施锦兰才14岁，在她哥哥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本村的“二五”减租工作队，积极宣传减租减息政策，面对面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1943年，日伪军开始全面“清乡”，占领江家镇，建立据点。施锦兰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清乡”斗争。她加入了文工队，经常在江家镇附近农村演出文艺节目，宣传抗日;发动青少年，设立盘查哨，她自己也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

1944年1月，施锦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富中乡妇抗会主任。1946年下半年，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实行小乡并大乡，原富中、洽康、博爱及民主乡一部合并建立江中乡。施锦兰担任江中乡妇联会主任。她工作积极，发动全乡妇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大参军运动。

1947年2月5日(元宵节)晚上，江中乡游击队和基干民兵突然贴近江家镇敌据点，发动政治攻势，使据点内的还乡团吓破了胆。第二天(正月十六)上午，江家镇之敌全部撤逃到三阳镇据点;待是日下午敌人重新窜回江家镇时，游击队早已撤离。施锦兰随游击队进入江家镇据点时，把敌人下乡抢劫到的财物搜查出来退还了原主。

施锦兰心明眼亮，时刻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徐窑村有个地主，在土改中被贫雇农分去了土地和房屋，心怀不满，与还乡团勾结，妄图复辟，反攻倒算。施锦兰查明事实真相后，汇报区乡政府，将这个地主逮捕，就地镇压掉。还有一次，她和女乡长杨凤兰，乔装打扮进入江家镇据点，假意向敌七乡联合办事处交纳人头税，把事先准备好的“警告还乡团”的传单塞进办事处的后院。还乡团发觉后惊慌失措，而施、杨两同志早已离开据点，安全转移。

施锦兰在江中乡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都当她象亲生女一样对待，她怀孕分娩时隐藏在老贫农陈文亮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女孩，邻居都主动关心，给她送吃的用的。

1947年5月9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施锦兰生下孩子后不几天，被坏人告密，几个穿黄军装的顽军突然闯进陈家将施锦兰逮捕，把她的亲生女婴从怀中抢去，甩死在麦田里。她被敌人押解到江家镇囚禁起来，受尽折磨。但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敌人残暴无耻，于5月13日将施锦兰杀害于江家镇南市梢木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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